师德征文 “直接”与“羞感

“直接”与“羞感”
这个有些奇怪的题目源自几年前回中学看望老师时大家的一番闲聊。那时我已在松校区代课一年，一位老师问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和以前有什么不同。我一时也总结不出个一二，就举了两个自己印象较深的例子，一是上课时大家可以自由进出教室，二是上完课会有学生毫不客气地当面评价你的得失，这些都是我自己做学生时不曾有过的。听了我的例子，老师感慨地说道：“是啊，现在的学生比以前更直接了，这也是我最大的感受啊。”
对比自己的经验，老师的“直接”二字确实总结得比较恰当。之后我常想起这两个字，也常问自己：老师到底是觉得“直接”好呢还是觉得不好？或许更“直接”意味着更自信，那么这应该是件好事，可是在这种“直接”式的自信中，似乎并没有一种整体精神风貌的进步。相反，我常觉得很多表面上自信的学生其实缺乏一种真正的对人生的自信。虽然现在学生们越来越擅长“秀出自我”，可是在灵魂深处，大学里的“自我”们却很少能展现出真正大学意义上的独立精神；空虚迷惘、随大流的情况不少。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在选修课的课堂上——我认为这种主要由学生自己选择的课堂特别能体现大学的精神面貌——很多同学是从最后一排坐起的。老师一提问，立刻倒下一片；学期过半，人数也少了一半；这边考题还没出好，那边套题就已经开始。选修课呈现这种局面，说明很多同学不能也不愿意独立思考，因此在真正需要自信时没有一点自信。这种情况下的“直接”式的自信不免显得空洞和做作。
我认为，所谓“直接”其实和真正的自信无关，它所体现出的更多是一种师生关系的变化。至于这种变化的内容，也许有人会说，无非是师生之间越来越平等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过于简单甚至肤浅了。“平等”当然是个好听的字眼，但好听的字眼往往会遮蔽很多问题。其实，平等主要涉及权利义务等刚性的东西，但“直接”的问题其实还根源于这些刚性的东西背后更加柔软的人心。人心的变化中国人并不陌生，老百姓常说“世道变了”。这种“道”的变化是极微妙而又极深刻的。比如做老师，一百年前的师道和现在肯定不一样，二十年前的也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把那些刚性的东西拿出来可以比上半天，但是师道究竟如何不同，一个教师真正站到学生面前就能明白一切。每一个时代都有自身的精神状况，刚性的东西不过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
回到“直接”的问题，我想，今天的学生变得越来越“直接”，这其实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今天的人本来就在变得越来越“坚硬”，人和人的交往也越来越客体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和美好的人性相关的天然敬畏感、含蓄感正在迅速地去。这种敬畏感或者含蓄感，德国哲学家舍勒称之为“羞感”（Schamgefühl / shame-feeling）。“羞感”不同于有具体对象的“羞恶之心”，也不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和西方式“罪感”相对的东方式“耻感”，更不是纯粹的胆小怕羞，可以说，它是人之为人的本真状态的基本表现。正是由于人作为人领会着自身的存在，因此在被作为个体得到关注时，人总能返归自我，并努力将其保持在一种活生生的、非对象化的状态中，而这正是“羞感”的本源。爱情中的人典型地具有“羞感”，因为爱使人充满人性；动物不讲爱的羞涩，也是因为动物不领悟自身的存在，不具有自我意识。
“羞感”是伦理的重要基础，它以对自我的返归和对客体化的抵制使人始终在原发的、活泼泼的境域中体会着人性的一切美好。然而，我们也看到，在现代技术文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自身的客体化正在不断加剧。其结果便是：人的天然的、美妙的“羞感”正在急剧地化，人的身体、人的情感、人的所作所为都不再能够被维护在一种原初的、非客体化的境域中。身体要暴露，情感要打分，作为要量化，这种种“没羞没臊”的结果便是“性冷淡”、“心冷淡”乃至全部生活魅力的丧失。
我想，今天师生关系中的“直接”，其实不过是现代人缺乏“羞感”的众多表现之一。现代师生关系正如其它各种现代人际关系一样，是“硬梆梆”的。如果说较为私人化的爱情在今天也不得不经历各种客体化“去羞”程序的“洗礼”（近年更添“婚前财产公证”），那么与其相比更为社会化的师生关系，则早已成为各种“去羞”工程的俎上之肉了。其结果便是：正如人们越来越觉得好的家庭可以靠种种客体化程序去维系，人们也越来越相信好的教育就必须靠那些实质上是在“去羞”的工程来保障。显然，如果我们一方面对这些工程拍手称快，那么另一方面也就不能指望师生关系中还能存在多少美好的、天然的敬畏与爱心。
上面的说法似乎有些过于悲观。也许有人还会说：国外不就是这么做的吗？人家的师生关系平等又和谐，不是很不错吗？可是所谓“这么做”其实只是全盘做法中的一部分，它总是在整个大背景存在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正如前文所言，一个“世”有一个“世”的“道”，刚性的东西总是应运而生的。我们把某些做法搬来了，可是和它相关的另一些做法呢？比如是不是还应考虑推广基督教呢？
其实，教育是一个极其需要“羞感”的领域。简直可以说，一个有教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羞感”的人。然而舍勒也指出，不同文明中的人，其“羞感”的具体表现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似乎很欣赏西方文明中的师生关系，然而这种师生关系中的“羞感”是同西方文明中的个体精神（源自希腊—罗马文化）和宗教精神（源自犹太—基督文化）密不可分的。我们搬来一些做法用在自己身上，可是我们的文明中并没有相似的精神底蕴，其结果往往就是我们自己变得极无“羞感”：没有个体精神的自信成了空洞的做秀，没有宗教精神的平等成了自私和自大。
我们的师生关系中应该有着怎样的“羞感”？对这个问题我不敢说得绝对。但以自己极为有限的¾¬历而言，我感到我们应该努力挖掘自己传统中鲜活的东西。记得几年以前，我曾为两个来自中亚国家的医生做过一段时间的汉语教师。那时我二十出头，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可是每次上课，他们都极其恭敬。我给他们留的作业很多，后来发现他们时间不够，每次都做到深更半夜，可他们从没和我谈过条件，也从不缺交作业；我按西方习惯，让他们对我直呼其名，他们也从不答应，理由是：老师就是老师，老师是神圣的。
是啊，东方文明就是这样在教育中表达作为人的“羞感”的，学生的虔敬让我第一次深感教育的伟大，对工作从不敢有所懈怠。可是说实话，类似的感觉我却很少从自己国家的学生中得到。也许我比较保守，但我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更青睐有着东方人传统羞涩感的学生。这种羞涩感同怯懦或者扭捏毫无关系（相反，知羞恰恰是具有道德勇气和人生大气的重要前提），它是指在言谈举止中带着些许腼腆的、对师道以及学术本身的敬畏。一个学生如果有这样的羞涩感，我们很容易在同他/她的交往中感受到。当然，我并不认为师生之间要过于追求礼仪甚至建立家族礼法式的君臣父子关系，毕竟，“羞感”的表达如果被程式化，那也就不再有真正的“羞感”了。
不过，我也明白片面苛责学生其实是不公正的——作为需要引导的一方，他们还有很大的可塑性。事实上，教师自己有没有“羞感”，恐怕才是“羞感”问题中更重要的方面。回顾自己的学生经历，老师们的“羞感”往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和“羞感”不同的人在一起，人的精神境界是完全不同的。记得在一门选修课的开场白上，一位老师“直言”：“我知道你们其实都是来拿学分的，我这个人最实在，只要你们好好记住我讲的要点，其它东西不要去管，我保证你们都能通过。”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一片掌声。然而，就在那群情激动的霎那，我忽然感到，自己对这门课曾经有过的一切美好期待全部烟消云散了。那掌声的含义实在令人深思，它仿佛是在宣告：这个课堂里从此不再需要敬畏，也不再发生和求知相关的任何惊异与感动，剩下的只有“最实在”的交易。既然教师已经宣布了“羞感”的退场，学生们也就用这种方式来回应。那意思其实是说：原来公主不过是个妓女，这么容易就“搞定了”！
这样没有“羞感”的教育令人惋惜乃至气愤。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去年举办的青年教师岗前培训中，我再一次见识了教育者的“羞感”是如何堂而皇之地“退场”的。一位教授“网络教育资源利用”的老师说：“你们看，用我的这种软件，可以下载别人做好的各种课件，只要改个名字，就是你的了。此外你还可以用它下载思想汇报和学术论文，但是不要直接交上去。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怎样合理地拼接……”真是“实在”得很，也无耻得很啊。其他一些老师虽然没有这么“实在”，却也各显神通，将各种快餐文化中的刺激手段拿来包装自己的课堂，一点朴素的知识，一定要讲得让你心惊肉跳，好像从此人生都要改变。一位教授演讲术的老师在结束时要求大家：“和我一起大声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让不会演讲的人滚出去！’”另一位老师在下课时还不忘建议：“今天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讲到，你们课后不妨找我写的书来看。不过我怕你们找不到，今天特意带来了××本，也不贵，每本只要××元……”
也许在无奇不有的当今社会，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是我大惊小怪了。可是坐在教室里默默听着这些教师如此“直言不讳”，我还是觉得羞愧难当。古代的教育者自然也要考虑“合时宜”、也要考虑“束修”的，可是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直接”、这么媚俗过。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可以这么“好意思”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并且可以以“你只有适应它”为由来替自己辩护了呢？是从“文革”开始吗？我也不知道。总之，大家都是聪明人，都懂得在体制中生存、在世道中发达的方法。不过既然如此，我们也就要明白这样的聪明所需要付出的心灵的代价。
写到这里，忽然感到自己也实在有些没有“羞感”了，因为“羞感”之为“羞感”，正在于它总是尽力避免对象化的，而我却如此将它抓来说事，就好像一个人厚着脸皮喊：“我们要害羞”，那其实已经很不害羞了。事实上，“什么都要说出来”，这正是现代人变得僵化的表现；与此相反，“羞感”作为“我”与世界的交融，总是将人的性灵呵护在朦胧之中的。然而，如果说“羞感”本身已经到了需要被僵硬地对象化的地步，那么这或许正表明，“无羞感”已越来越成为当下生活的一种普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切都是那么“直接”，那么正当，而又那么“坚硬”。我们教书、写文章、评职称、挣钞票，努力使自己在各种直接的客体化关系中获得一席之地，可是夜深人静时，我们恐怕难以在内心深处回答：为什么这可以是一种朝向美好人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