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迷路了吗？
——读《追寻近代教育大师》有感
“我们迷路了吗？假如我们是一批旅游者，迷路只是一段意外的插曲；假如我们在教育工作中迷路，我们可能要面临非常久远的麻烦。”
多么振聋发聩的诘问，多么意味深长的提醒啊！
这样的诘问并非对于所有做着教育的人都有意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过教育理想的人、从来没有憧憬过教育未来的人来说，无所谓“迷路”。因为，他们搞教育，或者只是匍匐在功利之下做趋利之举，或者只是裹挟在世俗的大潮中盲目行走。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几个或者说一批始终头脑清醒的人，不断地追问教育本质，不住地诘问当下教育现实的合理性，那么，这将是一种可怕的局面。
面对今天中国教育的现状，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我们真该好好回顾一下中国近代教育史，到这块黄金地段中徜徉沉思，感悟教育大师们的教育情怀，汲取教育大师们的精神智慧，让这面镜子照映出今天教育的灵魂缺失。“也许我们沾沾自喜于日新月异的现代新技术和丰富的过剩的物质条件所带来的甜头，但我们不得不应付在教育核心问题上的迷离所带来的混乱。比如长时间遗忘了对教育本质的追问，教育就有失去方向的危险；如果大规模的教育游离于航线之外，那就有失去控制的可能”。 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究竟应该承载些什么？今天的教育现实离我们的教育理想究竟有多远？我们的教育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只管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教育工作者，究竟会辛辛苦苦地把中国的未来带向何方？哪一天我们敢于直面这些问题了，那么，哪一天中国的教育才会真的有新生的希望了。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批教育的清醒者，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徐特立、鲁迅、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他们在中国历史转型的关头，担当起了追寻教育本质的重任。这么一大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舍身教育，尤其是投身基础教育，构成我国近代史上一道壮观的风景。他们的探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摈弃了科举教育模式之后，先是照搬西式教育或者东洋教育，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才有了晏阳初跨进泥巴墙搞平民教育、陶行知身体力行倡导生活教育、经享颐的纯正人格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等等。大师们的成功实践和深邃的思考，对于今人的教育实践是有着非凡的昭示意义。
初读《追寻近代教育大师》，最有触动的是以下三点：
1.先进的教育思想必产生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德育、智育、体育”是基础教育最重要的内容，这是近代教育思想的瑰宝。但是，最初提出这“三育”的严复，是把体育放在第一位的。他是以“三育强国、体育为先”，对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教育思想。
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主张。他认为，国家强盛衰弱取决于国民素质，而衡量国民素质高低有三个要素：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力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他把体育放在第一位。严复的这种观点就是针对当时社会的颓废景象：中国封建科举教育造就的读书人是“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而当时中国“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过吸食鸦片、女子缠足”的民国社会现实。
大力推行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则认为：20世纪是机器时代、技术时代、是科学时代、是智能时代，体力再强不能与机器相比。以体力取胜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以智能专长来创造机器、驾驭机器的时代。智能专长得之于教育。祖国落后，原因在教育不够，智能无由发展，以手与机器相争，岂能不甘拜下风？！教育落后，大多数平民的智能不能开发，国家的科技工商必定落后。因此，晏阳初立志毕生从事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就是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愚民政策、贵族教育的对抗。
陶行知的毕生心愿是通过教育而非武力创立一个民主国家。在目睹了我们突然诞生的共和国的种种严重弊端以后，他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他深受杜威的影响，创造性地把“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思想发展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陶行知倡导民主教育运动，用毕生教育实践去实现“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受教育的伟大梦想”。因为，只有把国民改造成现代公民，民主共和国才有其诞生的基础。
先进的教育思想必产生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应试教育顽固存在的今天，怀着歌功颂德、或者明哲保身的心态，是无法践行真正的教育改革的。
2.给真正有志于改革中国教育的教育家以宽松的自由的环境
办教育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有权利之柄，可以调动各种资源投入教育。但是，如果政府包办教育的一切，那么教育在政府的权力之柄的约束下反而会窒息其自身的创新。
近代教育家经享颐就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之初，正值民国成立伊始。教育总长蔡元培制订了在共和精神指导下的德、智、体、美诸方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全国教育一时气象更新。但民国初年政局动荡，特别是地方各级教育行政官员大多因循守旧、奉命行事，对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非但不积极支持，往往起着近乎摧残的作用。经享颐清醒地认识到，要改革旧教育，造就新人才，只有摆脱官府，走教育独立之路。浙江第一师范在经享颐领导下，管理上变专制为民主，制度上变机械为灵活，内容上变陈腐为清新，使学校充满自由民主活泼进取的气象。一时堪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媲美。后来，经享颐受到到军阀迫害，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后，靠富商个人捐款，创办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春晖中学。
当然不能把今天的政府与当年的民国政府相比。今天我国政府重视教育、支持教育的之力度在历史上无与伦比。但是，各级地方政府以追求GDP的方式管理教育，扼杀了很多有志于改革教育的教育家的梦想和创造力。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畸形发展，应试教育大行其道。请看民国初年应试教育的状况：学生负担过重，许多学校是“学生是学会考，教师是教会考，学生就是考生，教师就是教考，学校变成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拼命地赶呀。熄灯从十点延到十一点了，赶了一考又一考，学生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把性命赶跑了，这样会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与之相比，今天的应试教育并不逊色。
我们的教育岂止迷了路？简直是在倒退，或者说，今天的教育进步，只是体现在教育的普及，只是体现在量的扩展方面，而至于教育的实质没有根本性的进步。今天的高考制度重复着科举制度的弊端，扼杀着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今天的高考制度，强化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精英文化，比之近代实业救国、重视职业教育的思想又倒退了一个多世纪！近代教育家们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创造的新教育全抛掷殆尽了呀！
3.重新认识和建立教育的核心价值
我国近代史上的教育大家们，所以把自己的激情、智慧与青春都和盘托给了教育，就是因为他们把教育看成是强国新民之“大器”，而非个人生存之“小器”。他们认为教育应该是民族、人类、人性的再生产过程，而非营获个人名利的过程。今天，正逢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颁布实行之时，蓝图喜人，形势逼人。时代呼唤新的教育改革者，如近代教育大师们般，有梦想、有激情、有胆魄，且能将思想与实践紧密结、勉力躬行！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状况无非三种：教育引领社会、教育适应于社会、教育落后于社会。“钱学森之问”让我们猛醒：今天的状况是——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期待。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国家。目前，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定为核心，新一轮教育改革正式破题。显然，我国教育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期待今日之中国——少一些运用所谓“县中”模式创造“升学率”神话的校长，多一些敢于肩负民族发展之重托的真诚的教育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