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及其出路
——读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有感
一、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及其根源
1、道德生活的困境与道德理论的危机
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但也直接造成了人类道德危机的严重后果，引发了全球性的“道德危机”。麦金太尔认为，相对于健康有序的前现代社会而言，当今的西方社会显得混乱而病态，与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实践危机相吻合，道德理论也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
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困境主要表现为对道德权威的怀疑与道德秩序的混乱。危机的实质表现为道德相对主义的流行，即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以依从，麦金太尔把这种现象称作“道德语言的无序”。正如他所说：“现代道德话语最显著的特征乃是如此多地被用来表达分歧，而这些分歧在其中得以表达之各种争论的最显著特征则在于其无休无止性。我的意思是说这类争论不仅没完没了（尽管它们的确如此），而且显然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 麦金太尔在书中列举了三个现代道德争论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麦金太尔认为，现代的道德纷争和冲突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每一个立论在概念上的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对于这些对立的前提，我们没有任何合理的方式可以衡量其各个不同的主张” ；二是“它们无一不是旨在作出一种非个人的合理论辩，从而通常都以一种适合于非个人的模式出现” ；三是“这些争论中所展开的诸对立论辩在概念上具有不可公度性的不同前提，有着极为多样的历史起源” 。
现代社会道德理论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所有的道德判断是主观的和纯情感性的，主要的危机表征就是情感主义的兴起。“情感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具有道德的或是评价性的特征而言，都无非是偏好的表达、态度或感情的表达。当然，一个具体的判断可以将道德要素和事实要素统一在一起。” 情感主义者认为，“事实判断或真或假，并且，事实领域存在着一些合理的标准，借此，我们可以确保在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然而，表达态度或情感的道德判断，既无真也无假；道德判断中的意见一致并不是由任何合理的方法来保证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方法。相反，它完全是由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情感或态度造成某些不合乎理性的影响来保证的” 麦金太尔认为情感主义理论明显是失败的，一方面，它把道德归结为个人的主观情感，整个社会道德就会陷于无序之中，也就在无形之中取消了道德的存在；另一方面，自我也将消失于情感主义之中。麦金太尔认为道德理论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变化而变化的，任何一种道德理论都是以社会学为根基的，提出了“任何一种道德哲学都特别地以某种社会学为前提”的著名论断，并认为“对于任何道德哲学的主张，如果不搞清其体现于社会时的可能形态，我们就不能充分地理解它。” 在麦金太尔看来，当今的道德混乱和无序状态并不是像情感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某种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情形，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理论根源。
2、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
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社会根源在于“特性角色”与“自我”的变迁。麦金太尔认为“特性角色”（characters）决不能被混淆于一般的社会角色（social roles），“因为它们是一类非常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以一种其他许多社会角色所不具有的方式，把某种道德束缚置于那些角色承担者的人格之中。” “在特性角色中，角色与人格以一种比一般情形远为特殊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在特性角色中，界定行为的可能性的方式也比一般情形有限得多。” “特性角色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维度。可以说，它们是其文化的道德表征……特性角色就是道德哲学所戴的面具。” 在麦金太尔看来，“韦伯也是一个情感主义者，而他对科层制权威的描绘也就是一种情感主义式的描绘。” 处在科层制度下的人除了担当管理者的特性角色外，实际上还常常扮演有一种享乐主义的个人主义特性角色。“韦伯的情感主义的后果是，在他的思想中，权力与权威的对比被有效地抹煞了。” 情感主义理论就是扎根于这种特性角色，这种特性角色也极大地模糊了角色与自我的界限。“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成为道德行为者，因为道德行为定位于自我而非社会角色或实践中。”
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割裂自我及其角色的历史与其借以表达的语言的历史，从而才产生了不可公度性问题。麦金太尔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通过不同社群的成员身份来辨认自己和他人，即自我的认同依赖于社群。如果自己在相互联结的社会关系中没有某种独特的位置，他就什么也不是，或是一个陌生人，或是被放逐者。而在现代社会，自己在争取自身领域主权的同时，也丧失了社会身份、等级和出身等传统对个人的规定。在麦金太尔看来，现代自我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历史的进步，因为人们在庆贺自己获得了挣脱身份、等级等制约的历史性胜利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丧失了人类传统德性的根基。自我可以扮演任何角色，但自我本身却什么也不是，“是纯粹想象中的一个钩子罢了”（罗素）。
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理论根源在于启蒙筹划的失败。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用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s)的方式描述了启蒙运动的起源和嬗变，并揭示了启蒙运动的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失败。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之“道德筹划”是凭借普遍理性的预设建立普遍规范伦理，以填补上帝退位后所留下的道德规范空缺，重建现代公共社会的伦理秩序。在麦金太尔看来，从狄德罗的经验主义幸福论到休谟感性实证主义道德原则，从康德的普遍理性道德到克尔凯郭尔的个人选择本位，由于他们的学说或理论本身存在着深层次的不协调和自相矛盾，“每一种观点的合理性论证的关键部分都建立在另外两种观点的失败的基础上，而每种观点的有效批评的总和最终使所有观点都失败了。因此，为道德提供一种合理化论证的筹划也就决定性的失败了；从此往后，我们前辈的文化的道德不再具有任何公共的、人所共有的合理性或可证明性。在一个世俗理性的世界里，宗教也不再能够为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提供这样一种人所共有的背景或基础。”

二、摆脱道德危机的出路
1、尼采还是亚里士多德？
如果现代的道德哲学都失败了，那么“现代之后”是什么 ? 麦金太尔认为，人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尼采或亚里士多德。如果说尼采的道德是后现代的，那么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则可以说是前现代的。麦金太尔的回答十分明确：回到前现代。为什么尼采的选择是不可取的？在麦金太尔看来，尼采认为现代伦理学的所有一切都是虚构出来的，人的意志远大于法则的作用，问题不在于为善和道德法则提供合理的证明，而在于创造出新的善和新的道德法则。麦金太尔认为，尼采的道德理想体现在“超人”身上，这种“超人”离群索居，不与他人交往，也没有实践活动，“超人”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任何地方都无法寻到。“超人”只关注自己，“超人”的超越只是他自己；“超人”自己就是权威，他自己为自己颁布新规则以及新德目表。这样，“超人”的善不存在于任何人类生活之中，而仅仅存在于他对自己的超越之中。这种“超人”必然会导致道德上的“唯我论”。麦金太尔认为，尼采只指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么摆脱道德危机的出路在哪? 他认为是回到亚里士多德。
2、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性理论是以目的论为基础的。在这种目的论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与“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之间的重要对照。因此，如何从前一种状态转化到后一种状态就显得非常重要。按照人性的“三重结构”观即“未受教化的人”、“合理伦理戒律”、“认识到自身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其中每个因素都必须参考另外两个因素才能理解，如果摈弃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向度即取消“认识到自身目的后可能成为的人”的概念，道德体系原来的关系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麦金太尔梳理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第一，德性载体是共同体，德性首先存在于社会共同体中，这一共同体先于个人存在，是道德思考的出发点，是个人的人格同一性的背景要素。共同体能给参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带来共同享有的共同利益，所有成员对奖惩都有明确的认识和一致意见，善恶的规定都在共同体中进行。因而，德性是维护共同体利益的必备品质。有助于实现共同利益的品质是美德，反之就是恶。第二，人的行为目的是求善。善不能等同于金钱、荣誉或快乐，善是幸福。有德性的人就能获得善，获得幸福；没有德性的人就无法获得善，获得幸福。善就是人生目的的实现。第三，善的本质是实践性的。人的道德实践是为了获得作为人而言的善，德性不是人的天性，它来自于后天培养，因此，践行“美德是人生的必要部分”。从一个自然人到认识自身本性的人的转化过程，“惟有美德”。
3、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观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道德观念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传统的“多元德性”(virtues )变为现代的“一元德性”(virtue)，为此，他提出了“德性之后”(after virtue) 即追寻美德的问题。
（1）德性发展的三个阶段
德性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这一时期被麦金太尔称作“多元德性”时期，主要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德性是与实践紧密相关的，由于人生实践的多样性，因而这一时期的德性是多元的，如古希腊的四主德——正义，勇敢，节制，智慧；中世纪除了这四主德之外还有信仰，希望和慈爱等。
德性发展的第二阶段出现了一种德性的新观念，即“一元德性”。一元德性是指德性简约成为单纯的道德方面的德性。根据麦金太尔的词源学考证，“如同古希腊文一样，拉丁文中没有任何可被我们准确译为‘道德’的词汇；毋宁是，直到我们的‘moral（道德）’一词又被反译回拉丁文时，它才有了这个词汇。当然，‘moral（道德）’源自于拉丁文中的‘moralis’……‘moralis’的意思是‘属于品格的（pertaining to character）’。而在那里，一个人的品格无非是其不变的性情，这些性情系统地以某类行为表现出来，并导向一种独特的生活” “英语中‘moral’的早期用法就是为了翻译拉丁文，并被用作名词；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文献中，‘moral（道德）’都表示该文献所要教导的实践性训诫。在这些早期用法中，‘道德的’既不与‘审慎的’或‘自利的’相对照，也不与‘法律的’或‘宗教的’相对照。当时与这一词汇意义最为接近的词可能仅是‘实践的’”。在其后来的用法史中，它首先最频繁地被用作‘道德上的美德’的一部分，然后随着其意义变得越来越越窄而成了一个独立的谓词。到了16、17世纪，它开始具有了现代意义。但直到17世纪晚期，它才首次在其最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即主要与性行为有关，‘不道德’甚至被等同于‘性行为放荡’”。 “从1630年到1850年…‘morality（道德）’一词成为一个特殊领域的专名，在这一领域中，那既不属于神学和法律，也与审美无关的行为规则被承认有其自身的一块文化空间。正是在17世纪末与18世纪，当道德与神学、法律及美学的这种区分成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时，对道德进行独立的合理性论证的筹划才不仅为个别思想家所关注，而且成了整个北欧文化的核心”。
德性发展的第三阶段，就是德性由复数变成单数所导致的“德性之后”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再有统一的德性观的时代，是道德话语处于一种极大的无序和混乱状态的时代。现在的德性无法对当前的道德纷争发挥作用，德性处在社会文化的边缘。麦金太尔认为现代社会处于“德性之后”的时代，一个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都处于危机的时期。要摆脱危机，唯一的出路是追寻美德，回归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传统，重构德性。
（2）麦金太尔的新德性理论
麦金太尔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德性理论，他在《追寻美德》一书中描述了四种西方社会传统的德性理论：
第一，英雄社会的德性理论。英雄社会是指荷马史诗或冰岛、爱尔兰等北欧地区基督教传入前后的英雄传说所反映的社会。英雄社会有高度确定性的角色和地位关系，每个人都有既定的角色和地位。在这种社会里，德性就是保持一个自由人在他的角色中的那些性质和角色在他的活动中所要求做的品性相一致，英雄社会的德性与社会结构是直接同一的。
第二，雅典的德性理论。在雅典时期，道德问题的权威中心已从家庭和家族转移到了城邦，此时的德性概念已逐渐与具体的社会角色概念分开了，希腊人对德性的实践都是依据城邦来进行。在这一时期，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好公民是紧密联系的。
第三，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麦金太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在人性的目的性上主张人的向善本性就是德性；智慧是德性的核心；对善和德性广泛一致的看法是城邦建立的前提。麦金太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确立了道德的古典传统。
第四，中世纪的德性理论。这时的德性理论并没有完全赞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更多地被理解为使人能够克服恶、完成其使命的品质，于是信仰、希望、仁爱甚至谦卑等亚里士多德那里不成其为德性的品质在中世纪却成了重要的德性。
在重述了西方的道德传统以后，麦金太尔认为在这些德性范围内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核心德性概念，于是麦金太尔从以下三方面来阐释了他的新德性论：
第一，德性的践行必须放在个人追求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过程中才有意义。麦金太尔把德性界定为：“德性是一种获取性的人类品质，拥有和践行它，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缺乏它，就使我们无从获得这些利益”。道德冲突的原因不仅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格缺点，利益冲突也是重要原因，这就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社会的拜金主义。
第二，德性是一个整体，体现在个人生活的整体之中。麦金太尔认为，德性不是一种使人只在某种特定类型的场合中获得成功的品质，如果某人真正拥有一种德性，他就可以在各种场合中表现出来。“某人真正拥有德性，就可以指望他能在非常不同类型的环境场合中表现出它来。”他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个人生活整体性的丧失，每个人的生活都被不同的角色分隔成许多片段而散落于不同的领域之中，可见，麦金太尔是从特质而非情境角度来看待德性的。
第三，德性阐释的途径是传统和历史。麦金太尔总结出三种不同的美德概念：第一，“美德是一种使个人能够履行其社会角色的品质”(荷马)；第二，“美德是一种使个人能够朝实现人所特有的目的而运动的品质，无论这目的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亚里士多德、《新约》、阿奎那)；第三，“美德是一种在获得尘世的和天堂的成功方面具有功用的品质 (富兰克林)。” 麦金太尔认为可以从这些多样性的美德观中理出一个统一的、核心的美德概念，但必须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麦金太尔重新界定了德性概念，重构了他的德性理论，并企图以这一理论来拯救西方道德危机。在他看来，现代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德性成了边缘性的概念；德性也不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对整体善的追求，而沦落成为实现外在利益的工具。麦金太尔认为现代社会正处在德性之后的时期，诉诸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传统、重建道德共同体是追寻美德的可能前提和路径，也是现代社会走出道德危机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