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上课已三天了，可是小A还没来报到，学校已经要求各班教师尽快动员辍学学生返校。我带着应付的态度让小A的邻居小芬同学代我动员他返校。小芬回来后说：“老师!他不来。她妈妈也在做他的工作，可是他自己就是不想上学了。”我对小芬说：“晚上你再去他们家一次，对他说‘老师很想你，你要是不去学校，老师可要亲自上你们家来动员你了。’”第二天，小A还是没来上学，小芬告诉我说：“他还是不想来，他说他现在一点都不想上学，想去社会上闯一闯。他妈妈说如果老师能亲自来一趟，小A肯定会去上学的。”
那几天我真的很忙，再加上对小A我本身就抱着来不来无所谓的态度，让小芬去动员和在学生面前说那些话，无非是做做样子给学校和学生看，将来好推卸自己的责任。小A体育成绩不错，但是学习不努力，各科成绩一直拉班里的后腿，有时上课还常和老师捣乱，是典型的所谓 “双差生”，老师们都不喜欢他。尽管学校要求老师们动员流失学生返校，但大家动员回来的都是好学生，每个班到现在都还有好几个流失的，我只流失了一个，而且是“双差生”， 反正我已经让同学去动员过了，责任已尽到了，学校也不会再深究的。再说走掉一个捣蛋的差生，班级的平均分也可以提高一点，课堂气氛和纪律也会更好，我的班级工作会更加轻松，任课老师上课也会更舒心，年终考核会更高一点……。皆大双喜，又何必自命清高地去做出力不讨好的事呢？
几个月过去了，小A的影子已经从我脑海里淡出了。就要临近放假的时候，学校通知我们带着学生去参加县上的公捕公判大会。我带着学生匆匆赶到会场，刚刚站好，突然亦桥同学对我说：“老师!你看那人好象是小A!”我循着亦桥的声音隔着人群望去，只见远处一个瘦高个子耷拉着脑袋、双臂被绑着站在公审台上，那形态很象是小A。“好象真的是他!”但我还是有点疑惑。我对站在旁边的班长宏伟说：“挤过去看看，是不是他。”卓宏伟沮丧地说：“不用看了，早上上学路上张芬已经给我说了：小A从学校走入社会后结交了一些小流氓，最近三个月他们疯狂作案，盗窃了价值五六万的财物，前几天已经被逮捕了，可能要判三年。这几天她妈妈天天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他的话音还没落，远处公审台上的那个高个抬起了头向我们这边望过来。看到那张熟悉的稚嫩的脸，刹那间，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阵愧疚、悔恨涌上心头……
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是我当老师二十一年来最刻骨铭心的伤痛，带给我的是无尽的悔恨，我一直羞于向人提说。十多年来，这事一直在拷问我的良心，我常常因此而自责，年龄越大这种自责越深。如果不是已离开了老家来到新的学校，我今天依旧没有勇气写下上面的故事。我曾找过无数个理由为自已开脱，有时似乎已经得到了一些心理安慰，但是一想到他母亲哭肿的眼睛、做人的良心、教师的责任、我依旧是无尽的愧疚和悔恨。因为，无论怎么为自己开脱，我最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无可逃避的事实：小A在我所带的班级学习了将近两年半时间，这个班级却没有对他产生吸引力，他带着对学校、班级、老师的失望离开学校的；当他离开学校，想去社会上闯荡，我已经意识到他可能走向堕落，我有能力却不能去拉他一把；在面对挽救失足学生和自己微薄的利益时，我选择了后者……
小A的不光彩的结局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责任，十多年以来，也从来没有人因这事指责过我——他自己不想上学愿意去去社会闯荡，并最终去偷，这与我的工作业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事却一直在拷问我的良心，良心告诉我：做为一个老师，我没有尽到天职。
如果我当时真能去他家请他回到学校，就可能断绝他与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的来往，社会或许会因此少一个罪犯，家庭会可能因此少一份耻辱，小A的一生的轨迹会可能因此而发生改变。但是，面对这种种可能，我那时是选择了放弃。面对一个可能步入歧途时生命，我把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看作了一个与生命无关的，仅仅是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谋生手段；把 “扶正人的灵魂”的教育天职，看作是外在于已的学校领导的行政指令；把班上的平均分、及格率，任课老师因此灿烂的笑脸，年终考核的那个“优等”看得比学生的精神生命还重要。狭隘的功利思想，对一个正在成长的生命的漫不经心，最终导致小A人生走入了一段黯淡的路程。世上的许多事是可以推翻重来的，但唯有教育不可能推翻重来。
现代社会对老师的诱惑太多，对老师的期望值也很高，做一个老师所承受的压力也太大，付出的艰苦劳动和我们所得的收入往往是不等值的，而且还动不动就受到别人种种无理的指责，工作过程中常常如履薄冰，不堪重负，老师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可能就是在这情况下，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应付，而忽视了教师的天职。做为一个老师，我想要有一份做人的功德心，要有心中的“一寸净土”。我们无力去改变社会，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敷衍，多一份工作的敏感与细致，能尽一份力就努力去尽一份力，能挽救一个就挽救一个，努力把每一个学生引向幸福，因为每一个学生都不容忽视，每一个学生的幸福都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
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我觉得不光是自己职业、专业必需，而且还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天职。陶行知先生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
“责任用良心的声音在召唤”。教育的召唤感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不要把教育工作当职业、或专业，应当把自己所从事工作视为一种责任和一种使命，是天职，是自己生命成长的无可逃避与推诿。这样，我们在工作中才会有一种特殊的听力，一种透视的眼光，才会有一份内在的警觉、才会多一份深入自己灵魂的细腻和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