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古代女教发展的历史，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就是自《女诫》传承下来的是“卑弱”的意识和“纤悉具备”[1]（P951）的“女德”条例，由于“卑弱屈从”的意识统帅全文，历代赞美的“女德”也失去了美的价值。致使五四时期，鲁迅称“女四书”中训导的女德教育思想为“陈腐丑恶的观念”。[2]（P41）其实，任何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都要受到各个历史阶段政治经济的制约，而成为统治者“文教”的工具。“女训”文化也不例外，在传承的过程中被政治化、经学化甚至神学化，致使许多“女性美德”因丧失主体意识而变质，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传承的错误，并非完全是《女诫》本身教育思想的问题。论证之前，首先应该明确这一点。身为宫中女官的曹大家（班昭）曾经教育出一代名后（和熹皇后）与一代通儒（马融），及贵为“齐相”的儿子，对至爱的女儿贯彻“卑弱”屈辱的教育思想，总不能让人信服。为了唯物客观地探析班昭《女诫》的教育思想实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班昭写《女诫》时的生活经历和社会文化背景。
从《女诫》自序中可知：班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今四十余年矣”。据《历史人名大字典》载：班昭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3]（P1826）那么14岁嫁给曹世叔时是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四十余年”应是公元104-108年间。又据范晔《后汉书•列女传第七十四•曹世叔妻》载：“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诏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诵。及邓太后临政，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为关内侯，官至齐相。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4]（P723）班固病逝于公元92年，由此推测：自此之前，班昭主要受家学文化的影响；之后班昭应该经常出入皇宫，思想观念应受皇宫人事的影响。因此，我们选择列举几件班昭亲人及宫中大事来寻求她创作《女诫》的教育思想真谛（事件均以范晔《后汉书》记载为据）。
1.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大将军马援的女儿——马三小姐被选入太子宫，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因“德冠后宫”被立为皇后。建初四年（公元79年）病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德马皇后”。
2.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昭父亲班彪病逝。班固永元初（公元88年）随窦宪出征匈奴前曾“以母丧去官”，按守孝三年期满计算，班昭母应于建初十年（公元85年）左右去世。
3.建初二年（公元77年），汉章帝同时将窦氏、宋氏、梁氏三对姐妹花选入后宫，同时封为贵人，引起宫中争崇大战。激烈角逐残杀之后，窦氏取胜，借助外戚特权残杀异己，引起上下怨愤。
4.建初三年（公元78年），汉章帝诏天下博士聚集白虎观议论“五经”同异，会后由班固撰写《白虎通义》。
5.永元四年（公元92年），14岁的汉和帝一夜之间铲除了窦氏家族的所有权利，并追查窦氏同党。班昭的哥哥班固曾受大将军窦宪赏识而受牵连，病死狱中。
6.永元八年（公元96年）汉和帝立阴氏为皇后，因之娇纵嫉妒，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被废弃，同年病死，年仅23岁。
7.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22岁的邓绥以柔克刚登上皇后宝座，谥号和熹邓皇后。辅佐三代皇帝，“久临朝政”十八年。公元121年病逝。班昭几乎在宫中与邓太后伴随始终。
8.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班昭二哥班超在匈奴上书和帝乞归，此时班超已经七十余岁，未许。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昭写《为兄超求代疏》，和帝许。班超同年在家中病逝。
9.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只有一岁多的殇帝即位，由邓太后执政。元兴一年（公元106年），殇帝夭折。
10.永初元年（公元107年），13岁的安帝即位，仍由邓太后执政。
依据以上历史资料，有两点可以推测：
一是班昭在撰写《女诫》训导女儿时，已经失去所有亲人。5岁丧父，慈母离世，大哥事业未成又死于非命，二哥去世的余痛未消；历经六代君王的兴衰更替——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和安帝。尤其是后三位皇帝时期的前朝后宫、国事家事，班昭不但十分清楚而且通过邓太后间接参与。荣华与屈辱，生存与死亡，生命的短暂与欲望的无止境，定会让班昭感悟许多人生哲理。尤其是殇帝的夭折，阴皇后的早逝，会让班昭感到对生命的敬畏。反思历史，反观其身，在自身处境中思考和探索人生问题，并把它传授给即将独立生存的女儿，这是符合情理的。“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指‘方当适人，不加训诲’），每用惆怅，因作女诫七章。”就是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班昭训诫女儿的是人生问题而不仅仅是女德问题。
二是明德马皇后去世的时候，班昭已经30岁了，定会听到人们对明德马皇后的赞美。身处后宫争崇恶境的马皇后，虽然德才兼备，却始终以谦逊清静为本，以读书为乐（最喜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端庄宽容知礼取胜。《续列女传》称赞她：“德后在家则可为众女师范，在国则可为母后表仪”。[5]（P752）如果说马皇后的影响只是间接的话，那么和熹邓太后的成功和阴皇后的失败，应该是班昭领悟最深刻的。邓绥在执政前简直可谓 “软弱”依人、知足谦和，会见皇帝时衣不敢着艳，口不敢先开，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辅佐阴皇后，从不敢居崇于一身（事见《历代皇后列传》），只以读书自慰 ，“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筭术。”[6]（P127）以此柔弱之性竟然一举登上皇后宝座，并执政18年之久，陪伴身边的班昭对其身处逆境所表现出的人生智慧不能没有领悟。近代学者李安瑜认为“《女诫》七章，就是根据邓皇后的举止言行加以修改补充而成的。”[7]（P144）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女性在劣势的人生境遇下应该以谦顺柔弱而取胜，也就是说谦顺之德、柔弱之性，应该成为女性避免厄运的人生智慧，这应该是《女诫》的主要教育思想。这种理念也符合东汉时的社会思潮。
从西汉到东汉最终定型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体系，这一体系涵盖一切且臻于完美。生活在这一思想框架中的人们由于无法超越而安于现状，只需调节自己的生活，完善自己的心灵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可是外戚专权皇室动荡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儒士试图用文化人格和道德超越现实政治时，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最典型的是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和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两次著名的“党锢之争”，无数儒士被屠杀，宣告了鸿儒们以理想人格控制皇权的失败。残酷的现实政治环境，促使人们走向了现实理性，尤其是个体对自身生存的深度思考，这种思考标志着东汉的社会思潮已从群体自觉时代走向个体自觉时代，而这种转变早在“党锢之争”前就已经开始。
近代学者姚兆光曾说：“永初年间（107-113），博学的马融就曾经表示过把个体生存置于群体利益之上的态度。”并以范晔《后汉书》中记载马融“生贵于天下”[8]（P313）的观点为例。我同意姚先生对个体自觉意识觉醒的时代的界定。但追寻马融思想形成的承传渊源，不能不令人想到班昭。据《后汉书》载：邓太后临朝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4]（P721）并都注释过刘向《列女传》。说明马融曾是班昭的学生，且是同乡，共同注释过古籍。因此，班昭及其家学思想不能不对马融产生影响。另外，《女诫》完成之后，“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4]（P723）证明马融赞同班昭《女诫》的教育思想。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东汉关注个体生存智慧的思想意识源于班昭及其《女诫》。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析班昭的家学承传问题。
《女诫》自序中说“吾性疏顽，教导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盛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从中可知：班昭一不苛求孩子，二不苛求功名。大哥班固虽以“通儒”著称，却也“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守法度”，且“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9]（P369）却因“迷世纷”、“智及之而不能守”生存之道而遭非命。二哥班超背叛家学弃笔从戎的行为可见其对个人价值追求的重视，这与班氏家庭教育的自由宽容有关。《后汉书》赞美班彪说：“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9]（P355）儒者的生存智慧可谓修炼得炉火纯青。难怪范晔赞叹 “彪知皇命”。[9]（P369）
可见，东汉的社会状况、文化思潮，班昭的亲身经历、家学传承，加上自幼聪慧博学的素质和对女儿的偏爱，都能让班昭把领悟到的儒者生存智慧作为家学再传下去。但这些还只是外部依据，我们再从《女诫》文本入手，探析班昭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
二
（一）班昭教育思想的经典依据
《女诫》七章，章章以经典为依据，将自己的思想完全包裹在经典古训之中，使其获得社会群体的认同，进而使之更具有实践性和传播性。据统计，短短1600多字的文章，所用经典不少于17部。主要有：《诗经》及《毛传》、《齐鲁韩三家诗》、《尚书》、《周易》、《仪礼》、《周礼》、《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大戴礼记》、《荀子》、卜子夏《毛诗序》、陆贾《新语》、董仲舒《春秋繁露》、刘向《列女传》、班固《白虎通义》，还有汉代流行的“纬书”、“鄙谚”。然而，从《女诫》内容来看，最直接影响班昭教育思想的是其兄于公元78年撰写的《白虎通义》。这是一部把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统一于“阴阳五行”理论的又一次思想大融合。“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汉郑玄注曰：“行者，言顺天行气也。”[10]（P166）“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土所以不明时者，地，土之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职也。”“……元命苞曰：‘土无位而道在，故大一不兴化，人主不任部职。’御览引元命苞曰：‘土无位而道在，……地出云起雨，以合从天下，勤劳出于地，功名归于天。土以谦自正，以卑自敛，终不自伐生养之苦，乃兴云雨以为功，一归于天。’”又从“五味”论“土”为：“土位所以甘何？中央也，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也。……繁露五行之义篇云，甘者，五味之本也。”[10]（P168-171）
这段引文是班昭《女诫》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从中我们能看到班昭承认的是在宇宙法则支持下的人间秩序，这是汉代社会的一种群体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在反观自身时，面对无力主宰的强大宇宙法则，常常感到人类生存的卑弱，进而产生“朝乾夕惕”的忧患意识，汉代盛行的“谶纬之学”使这种意识更加强烈。这就是《女诫》统帅全书的“卑弱第一”的真正含义。文中的“战战兢兢”、“畏惧”、“恐”、“惧”、“忧”“伤”都由于无法超越这种现实生存压力而产生的心理反映。然而，中国人历来是信天又不全信天，遵循天道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这是中国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所致。班昭从“阴阳”与“五行”的炼接处领悟到了“顺应天道”的智慧后，重点依附“五行”理论中“土”（即“地”）的“最尊”地位、“吐含万物”的价值和谦顺品质，来确立《女诫》的教育思想。追求“无位而道在”的人生境界。
（二）《女诫》生存智慧的具体探析
1.“卑弱”是女性的生存环境
班昭首章开篇化用《诗经•小雅•斯干》的句子入文，[11]（P437）说明传统经典认为“女子生来卑弱”，这种群体认同意识是《女诫》教育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正是女性如此被动又无可改变的生存环境，才让班昭依据“顺天行气”的阴阳理论，选择了以“谦让”解除“名称不闻”、“黜辱在身”忧患的女性智慧。这里需要明确的有两点：
一是“卑弱”是女性生存处境，“谦让”才是女教本质。自《易•系辞上》提出“乾坤定位”、“阴阳定性”以来，相对出现的“尊卑”、“贵贱”、“刚柔”、“强弱”就分别与“男女”对应，班昭选择了“卑”与“弱”。“卑”即“庳”（bi），《说文•广部》：“庳，中伏舍。从广卑声”，亦即两边高中间底的房屋，引申为卑下。主要强调的是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卑下（如前文论述）。并非其本身人格低贱。而“弱”是从“五行人性”中论述女性“柔弱”的智慧（见下文）。可见，班昭的女性生存智慧定位在弱势群体中。
二是“无位而有道”是女教的目标。班昭在首章提出“谦让”的目的是“名”，尾章是“誉”，首尾呼应的“名”与“誉”指的是女性的人格、品德之名誉，并非“功名利禄”之名誉。因为客观上，囿于家中的女教难以立天下之名；主观上，“守道恬淡”、无“迷世纷”也是父亲和哥哥留给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教训，班昭在皇宫几十年如一得到和熹邓太后的赏识信任，除了学识，与其“无位而有道”、有功“归于天”的人生原则有关。
2.“谦让”是美德，更是女性的生存智慧
首章中的“谦让”思想是统帅全篇的女性智慧，是班昭在女教中把儒学变成儒术的重要表现。“敬慎第三”，是讲述“妇对夫”的智慧。班昭仍然用《周易》阴阳理论和“鄙谚”强调“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的群体认同，目的是让女性清醒自己所处的弱势地位，这是班昭教育思想建立的客观条件。但是，班昭马上用了“然而”笔锋一转，提出柔弱之女针对刚强之男的智慧——“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再用“礼”加以强化——“敬顺之道，妇之大礼也。”并进一步解释敬顺就是“知止足”、“尚恭下”，“恭下”即妇不与夫正面争论“曲直”，以免遭到“谴呵”之辱及“楚挞”之苦。这既是和熹邓皇后成功的经验又是“五行之性”中“木”的属性：“木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从革。” “曲直者，言木可揉曲，亦可从绳正直。”[10]（P169-170）其实，这是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理论的化用。[12]（P46）可见“敬顺之道”是女性在夫妇生活中的生存智慧。其关键所在是“以柔克刚”，不可强取。这是婚后女性的立身之本。“曲从第六”与“和叔妹第七”的教育观点与此是一致的，只是针对“舅姑”与“叔妹”多了一份孝悌亲情，即道德责任感更重些。“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求叔妹之心，莫尚于谦顺矣”。“曲从”、“谦顺”、“敬顺”与首章的“谦让”是一体同源的名词，不仅是古代女性的美德，更是处于弱势女性的生存智慧。
“妇行第四”与“专心第五”是班昭《女诫》中针对女性自身修养的正面要求，“妇德、言、容、功”是“女人之大德”，应该“存心”去做，这是女性在家族中立身所必备的品格和技能；而“专心正色”不可“佞媚苟亲”则是在丈夫（在男性）面前坚守人格尊严所需要的。这两项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可借鉴价值。
3.“平等教育”是《女诫》最可贵的教育理念
阴阳合和的观点最有权威的是《周易》，班昭在“夫妇第二”开篇化用《周易》以示“夫妇之道”天经地义——“信天地之宏义，人伦之大节”。接着再用《诗》、《礼》补正其“不可不重”——“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又用“夫御妇”、“妇事夫”的群体认同为掩护，论证夫妇相互制约“其用一也”的相依相辅关系，最后对“教男不教女”的古代教育体制，班昭大胆地抗议——“独不可依此以为则矣”。从反面提出可贵的 “男女平等教育，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可见班昭用心良苦，既要符合社会群体认同观念，又要为女性争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训导女性掌握劣势中的生存智慧，只能采用这种谦顺的、以退为进的方法，这就是《女诫》全文充溢着“鄙人”、“不敏”、“执帚”等谦辞的原因。可见，《女诫》是班昭实现男女平等教育理念的专用教材，这一教材的诞生也说明班昭认识到了女性特殊教育的重要性，这一观念是十分重要的，我国至今有关女性特殊教育教材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够，这也是笔者撰写此论文的目的之一。班昭在汉和帝时曾于皇宫中教育皇妃贵人，实践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内容，因此，班昭应该是史书记载的第一位专门从事女性教育的专家。而验证班昭教育思想成果最早最好的学生应该是和熹邓皇后。她在政治上以“柔弱宽容”取胜；在教育上，开设学堂教育皇家子弟，“矫俗厉薄，反之忠孝”。受到她的老师班昭的影响，这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所男女同堂的学校，教育内容也不仅仅是德育，还有天文、算术等。可惜，这种教育在班昭和邓皇后去世后没有沿袭下来，直到清代才恢复，这是女教史上的遗憾。
综上所述，无论汉代社会文化背景、班昭的经历和创作动机，还是文本具体内容，都可证明《女诫》的教育思想是：处于卑弱社会地位的女性，应该以“谦顺”的美德为生存智慧，两性共同享有接受这种人生智慧教育的权利。简而言之，班昭《女诫》的教育重心是女性的生存智慧，并非卑弱的意识和谦顺的美德，这是东汉由群体自觉意识走向个体自觉意识的标志，女性兼文人的敏感与博学，致使班昭较早惠悟到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所受到的威胁，并最早形成一种女性教育理念记载下来，这是中国女性教育文化的宝贵财富，应该历史唯物地看待这份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