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科学着农民着
作者:马磊
在一篇报道中,有记者借用国外一名水稻专家的话形容袁隆平中国最出名的农民。但当记者提到农民一词的时候,袁老赶紧纠正我不是农村人,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初小是在武汉读的,大学在重庆读,在大城市长大的,我家还算是知识分子家庭呢!
袁先生的父亲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担任文职,是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上校秘书,母亲是教会学校的英语老师一一旧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然而眼前的袁隆平从哪儿看也不像是大城市长大的高额骨,矮个子,背微驼,小平头,古铜色的脸庞爬上了些许老年斑,宽阔的额头上岁月刀刻了许多皱纹,晒得黝黑的手臂被稻叶划上了一道道伤痕。若换一身土布衣服,扛把锄头赤脚在田间漫步,便是十足经典的农民形象,没有人会怀疑他是农民堆里的无间道。
为此他还获得一个绰号,叫做刚果布,他笑着解释刚果人特点就是黑,我天天下田晒得很黑,又比较结实,就像非洲的刚果人一样——你看看他们,哪个有我黑!他指着旁边那些带着眼镜的研究生们说,立刻引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像往年一样,2004年年袁隆平照例收获一堆拿起来烫手看起来扎眼的国际大奖以色列政府颁发的沃尔夫奖,泰国公主诗琳通颁发的金镰刀奖,以及世界粮食基金 会颁发的本年度世界粮食奖。
拿奖在袁老的一生当中是家常便饭,这些沉甸甸的奖励给他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杂交水稻之父的荣誉把他送上了神坛。然而这些对天性自由的袁隆平来说却显得非常不自在,像是做好的笼子一一袁隆平很害怕一些记者把他写成一个典型的学术大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谈学术永远都是义正辞严。
我不过是个幸福的老头。他咧着嘴,笑得很开心。
其乐融融
马坡岭,到长沙市区有十多公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建在这里。隔壁是一所水稻学校,周围除了一个小储蓄所和邮局便只剩下一块块的稻田,水稻研究中心就像稻海里的贝壳,而袁隆平家则是贝亮里的珍珠。
小小的乡间别墅,坐落在水稻中心科研大楼后面,房子外面是袁隆平的老伴邓哲悉心照料的花园,旁边的车库里停了几辆摩托和一辆小奥拓,摩托是以前袁先生骑着下田的,现在不骑了,都是自己开车,就是那辆。袁隆平的学生给记者介绍。
袁隆平很忙,全世界跑,参加各种研讨会,出席各种国际国内会议……但是他最快乐的时光,还是在自己家中享受天伦之乐,在水稻实验田里像农夫一样劳作。
清晨,你会看见袁隆平背着手,从家里踱步到办公室,处理研究中心和隆平高科的一些事情。哪位研究人员有什么新的实验成果和发现,都会首先跑去通知袁老,一起下田去检测新发现。
正午时分,袁隆平会出现在离研究中心不远的实验稻田里——长沙很热,水稻中心正式上班时间是下午3点,而此时袁隆平已经从田里归来,因为正午阳光充足,是观测花蕊的最佳时间。
夕阳西下的时间是属于邓阿姨的。他们一般都约请一帮老伙伴打排球,他照例是和邓阿姨分在一拨——说是排球,其实是比气球重不了多少的排球内胆。袁隆平和老伴玩得不亦乐乎,他总自称是主攻手,比赛中不时地埋怨邓阿姨打得臭。这时要是自己的孙子在旁边看热闹,老头便会恶作剧地用软球砸他的脑袋。
晚上袁隆平家里一般客人很多,有自己的学生,有自己的朋友,也有来采访他的记者。记者登门拜访的时候他正在看一部叫做《大汉天子》的连续剧,抱着一只黑猫,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很八卦地为剧中人的命运平白担心。
要是人够一桌 , 袁隆平便组织大家打麻将——打是打,不赌钱的。输的人钻桌子!有一位记者来采访,被拉着一起打麻将,结果第二天看报纸,配的图片是麻将桌袁隆平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看别人钻桌子。其实那天晚上我钻得最多,大概是他觉得我这样的大科学家钻桌子的照片登出来太不成体统。
很多人都知道袁老喜欢游泳。他高中的时候是武汉市中学生游泳冠军,而现在在泳池里面的袁隆平依然身手矫健。我们单位举行游泳比赛,我只参加一项,要是所有项目都参加,那所有的冠军青定都被我拿,那多没意思啊!
乐而忘暑
2004年是世界水稻年,袁隆平将于10月14日参加美国在艾奥瓦州举行的世界粮食奖的颁奖仪式。世界粮食奖设立于1986年,由总部在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市的世界粮食奖基金会每年颁发一次,授予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此奖被看做是国际上在农业方面的最高荣誉。今年除了他之外,另外一位获奖的是非洲水稻专家蒙蒂·琼斯博士。
在今年3月举行的世界粮食奖发布仪式上,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肯尼斯·奎因表示,在今年联合国国际水稻年授予两位水稻科学家本年度世界粮食奖尤其显得重要,因为稻米目前是世界大约30亿人的主要食物,而这两位科学家为大大提高亚洲和非洲亿万人民的粮食安全取得了突破性的科学成就。
然而袁隆平起初开始杂交水稻研究的时候,却没有考虑过这些。科学研究和发现发明是一名科学家最为快乐的事情,袁隆平为了研究杂交水稻,简直到了忘我的境界,总是在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下田,真可谓是乐而忘暑。
但谈起如何走上农业科研的道路,袁隆平却连连说自己是上当受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在武汉读书,有一次老师带小朋友们去郊游,到了一个园艺场,进去以后,到处的花草景象深深吸引着袁隆平桃子结在树上红红的,好美丽。葡萄一串串一串串的,引得我口水直流。这学农美啊!
这件事情成为袁隆平后来坚决选择学农的直接原因,他是个浪漫的人,然而真正学农以后却让他大失所望如果当时郊游老师带我到真正的农村,又穷又苦、又脏又累的地方,恐怕我就 不会学农了。人常说生活中不缺乏美,缺乏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而独具慧眼的袁隆平很快就在农业研究中找到了快乐。
袁先生刚过完74岁生日,享福的年纪了,却仍然和年轻人一样天天下田。他所有的快乐仿佛都来自稻田,乡土的味道和稻穗的喷香总是让袁隆平流连不已。我每天都要下田,要是哪天没有去就觉得吃不下饭,总觉得什么事情没有干。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偏僻的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开始了一段奇特而又充满快乐的科学之旅——几十年过去了,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地处湘 西雪峰山麓的安江农校,仿佛置身于天人和谐的世外挑源青山、绿水,几百岁的大棒树和古典而独湘西特色的楼房相得益彰,处处是嫁接的瓜果、稻田,琅琅读书声和果实的芳香仿佛是这田园景象的背景音乐……
当地的老师指着一片稻田说袁老师以前每天中午就在这里观察水稻的花蕊。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什么都学苏联,政治一边倒,连科学研究也一边倒,农业科学迷信苏联科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袁隆平被他们误导了好多年。
这两人认为无性杂交可以创造新品种——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是错误的,在当时的中国却没有人怀疑其真理性。然而袁隆平没有轻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便做无性杂交的实验来验证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面,上面结番茄,下面结马铃薯,那该多好啊!实验做了,的确是上面结番茄下面结马铃薯,但是把收获的种子第二年种下去,马铃薯是马铃薯番茄是番茄,袁隆平失望透顶。他又做实验把西瓜接在南瓜上,长的瓜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但是种到地里,第二年还是西瓜,一点没有变。
农业科学的周期是以年为时间单位,一次实验就要等到一次花开、结果。就这样,几个实验误导了袁隆平好几年。
这时登在《参考消息》上的一篇不起眼的文章像给迷途中的袁隆平以当头棒喝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发现DNA螺旋结构,西方的遗传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我当时还在那里搞什么 无性杂交,糟糕得很。
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雄蕊雌蕊都在一朵花里面,雌雄同株,没有杂种优势——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小到细菌,大到人,近亲繁殖的结果是种群的退化。但是水稻因为花小,其杂交是当时公认的世界难题,设在马尼拉的世界水稻研究中心就是因为困难重重,差点关闭。袁隆平偏不信这个邪,他突发灵感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水稻品种——雄花退化的雄性不育系,没有自己的花粉,这样不就可以做到杂种优势了吗
于是,漫长的寻找过程开始了,要找到这样一株雄花退化而且杂交之后产量猛增的太监水稻简直是大海捞针。
从湖南到海南,从四川到云南,从1964年开始,袁隆平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就是为了寻找那株雄性不育系。就像相隔两世的恋人,即使是大海捞针,但是有一种信念在支持着袁隆平。
寻寻觅觅,观察细小的花蕊。正午阳光最足,也最毒辣——科学研究是袁隆平最大的快乐,晒一点算什么!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2年,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发现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系水稻野败,杂交水稻的研究之路豁然开朗。
乐天知命
我在年轻时做过一个梦我们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和几个朋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袁隆平说起自己的梦想,笑容灿烂,使人联想起金秋沉甸甸的稻穗。
袁隆平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看过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未来社会里处处挂满的瓜果,到处绽放的鲜花,人们丰衣足食,不再忍受饥饿。
1960年闹饥荒,我亲眼看见,很多人慢慢倒在田坎边,饿死。
民以食为天,然而土地的萎缩和人口大爆炸却使吃饭问题越来越严重。美国一位学者布朗写过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认为中国不仅养不活自己,而且还会成为世界的负担。袁隆平当然很反对,认为布朗没有考虑到科学发展对农业增产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袁先生很清楚,如果土地状况继续恶化,布朗的预言绝不是危言耸听。
袁隆平计划在2005年完成自己超级杂交稻的大面积推广工作,也就是商产达到800公斤——水稻现有的平均产量是亩产500公斤左右,而亩产800公斤在袁隆平的实验田里已经成功,下一步是大面积推广。
他的理想是1000公斤——水稻产量可能达到的上限。但是他清楚,这个目标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700公斤我们实现了,800公斤我们马上就要实现,1000公斤就等你们来接班!他笑着对台下的中国农大的年轻学生说。
他不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可以亲眼看到亩产1000公斤的梦想实现,但是年过古稀的袁先生仍然像年轻人一样每天下田,偶尔还自己开着小奥拓到田间兜风——享受生活,享受工作,将来的事,有将来的人操心。
中国农民都说吃饭靠两平,一是邓小平,一是袁隆平,然而袁先生对此只是表示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工作,一点点。
沉迷在科学发现的快乐和享受成功的喜悦中,他咧嘴笑,一脸的幸福。
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P10